告别2017 《中国经济周刊》封面回看13个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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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2017 《中国经济周刊》封面回看13个大事件

时间:2018-01-02 14:25:02 来源:本站 作者:

  2017年即将过去,今年给你留下最深印象的《中国经济周刊》封面有哪些?本文精选13个封面故事,带你回顾这一年财经领域里的大事件以及《中国经济周刊》的独家解读。展望2018年,《中国经济周刊》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朋友奉上精美的政经资讯大餐,敬请期待。

  2017,《中国经济周刊》感谢有你;2018,让我们一起携手并进!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以下封面按时间顺序排列)

  4月1日,新华社消息称,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设立雄安新区是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部署,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两年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靴子终于落了地,雄安新区把整个京津冀一盘棋激活了。

  “但雄安新区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服务京津冀,更长远意义是在新时期起到改革开放创新引领的示范作用。雄安新区被提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也是因为长远的战略所需要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雄安新区吸引了各方的目光,仅在百度搜索里,4月6日就已经有超过108万条相关结果。

  落实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雄安新区任重道远。

  “雄安新区承载的使命就是创新,今后将成为中国的‘硅谷’,是中国成为创新型现代化国家的心脏区域。”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证监会的首要任务是监管,如果说还有第二任务,也是监管,第三任务还是监管。”

  这是2017年全国两会前夕,刘士余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为证监会明确的三项任务。一年之前,2016年3月5日,刘士余履新证监会主席后首度发声,表示自己的首要任务就是监管,而他的监管思路很明确:依法监管 ,从严监管,全面监管,只有监管才能保证改革的措施顺利实施。

  与此同时,作为证券市场监管的新任掌门人,他犀利的风格迅速为市场所熟知。他从不惮于以单刀直入、感情强烈的话风,向市场明确传达直白的信息。诸如“野蛮人、妖精、害人精、强盗”,“吃相难看”、“秋后算账”等说法,一时间成为证券市场上“现象级词汇”。

  一年多的时间里,监管成为证监会的关键词,监管全面趋严已成资本市场各方共同的感受。

  证监会官网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做出221项行政处罚决定,对38人实施市场禁入,罚没款总计42.8亿元,较上年增长288%,行政处罚决定数量和罚没金额创历史新高,市场禁入人数达到历史峰值。在此基础上,2017年第一季度的行政处罚罚没款金额已超过2016年全年,还开出了“史上最大罚单”。

  中国资本市场已迎来“最强监管”,而数额巨大的罚单只是“最强监管”的表象,其背后是对资本市场各种乱象的“刮骨疗伤”,以及扎紧制度篱笆,提升监管执法能力的努力。

  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20年,弹指一挥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香港形势发展变化的新情况,审时度势,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指导“一国两制”实践,稳妥应对香港出现的各种复杂局势,对港工作取得许多新突破、新进展、新成就。

  “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曾在阐释“一国两制”构想时,用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描述。“香港人的生活常态、习惯都没有什么改变。变的是什么呢?讲普通话的人多了很多,大家开始了解国家,有更多的接触。特别是经过人脉交流、经济互动,以前香港经济通过和美国、欧洲的贸易,现在更多依赖内地,这些都是大变化。”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说。

  这些“不变”与“变”,生动体现了香港回归祖国之后的发展轨迹。香港2016年生产总值达2.5万亿元,较1997年累计名义增长81%;2016年总就业人数达380万人的纪录高位,较1997年增加约65万。“十三五”规划纲要中,特设港澳专章。其中,中央对香港至少有9项支持,希望早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发挥香港现代服务业的强项,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内地更好地“走出去”。

  祖国内地持续稳定的发展为香港提供了坚强的后盾;繁荣稳定的香港也为国家建设、内地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20年来,中央政府陆续推出CEPA、开放香港人民币业务、沪港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为香港的稳定发展和长期繁荣提供了强有力保障。同时,通过经贸、金融、科技等多领域合作,香港也为内地社会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

  香港回归20年,也是不断与内地融合互惠的20年。20年来,内地与香港经济全面、深度融合,实现了两地互利共赢。香港也正在变化中寻找在国家发展中的新优势。

  值此回归20周年之际,《中国经济周刊》特别策划封面文章《香港新征程》,从CEPA、股市、投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粤港澳大湾区新定位等多维度,全方位透视香港回归20年来经济发展的脉络及未来新趋势。

  多位银行业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证实,银监会确于6月中旬紧急电话要求各银行,对海航集团、安邦集团、万达集团、复星集团、浙江罗森内里投资公司的境内外融资支持情况及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摸底排查,重点关注所涉及并购贷款、“内保外贷”等跨境业务风险情况。

  这一消息传出之后直接导致了6月22日万达、海航、复星等企业集团旗下多只股票价格集体下挫。

  监管层为什么要出手?又为什么要选择这几家企业出手?背后实则是对以万达、海航、复星、安邦等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狂飙突进”以及由此而来的风险隐患的担忧。

  有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企业已经宣布且有资料可查的海外投资并购交易达到438笔,较2015年的363笔交易增长了21%,而累计宣布的交易金额为2158亿美元,较2015年大幅增长了148%。

  这直接而来的结果是外汇储备的骤降。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14年6月达到39932.13亿美元的高点后一路下降,截至2016年年末,已缩水近1万亿美元。也正是从2016年年末开始,伴随海外并购而来的资本外流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而其中企业高企的负债率,极高的杠杆率,高溢价以及部分标的的巨额亏损引起了国家发改委、央行、商务部等多个部委对非理性海外投资的潜在风险及其真实性、合规性的高度关注。尤其,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存在的非理性、异常的、动机不良的、假借并购之名行资产转移之实的海外投资行为成为了监管的重点。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提醒说,要汲取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企业走出去,走得“快”不等于走得“好”,走得“稳”才有可能走得“好”。对外投资并购像一束带刺的玫瑰,美丽芳香,但小心刺破双手;有时候像沙滩上捧起的沙子,看上去抓住了,但是最终从手心滑落。

  1994年,比尔·盖茨出席美国银行管理协会年会,席间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抛出了一个著名的“黑色预言”,他认定传统零售银行将在21世纪成为“灭绝的恐龙”。

  当华尔街的大鳄们收到极客发来的这帖“科技战书”时,中国银行业还在密集“孵化”中,这一年,国家开发银行呱呱落地,中国银行业的黄金时代帷幕徐启。

  之后的20年,尽管“金融+科技”化学反应不断,但盖茨本人一直被隔绝在国际银行业的官方聚会之外。直到2014年,盖茨露面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召开的年度国际会议,其与银行业才算公开“和解”。

  此时的中国,阿里巴巴、腾讯两大互联网巨头布局金融激战正酣,先是借打车软件点燃移动支付大战,又各自列席5家民营银行股东名单之中。这一年互联网巨头们推动的一系列事件更被视作搅局传统银行业:蚂蚁金服成立、百度钱包上线、京东热推消费金融、小米力投P2P……

  虽然当时金融和科技两方巨头在美国已经握手言和,中国银行业还是选择了“对抗”。一个标志性事件发生在2014年春天,四大国有银行联手下调支付宝快捷支付限额,触怒马云提笔质疑联合封杀的合法性。

  然而,全球新金融的滚滚浪潮势不可挡,仅仅3年后,曾经傲慢示人的四大国有银行就先后放下偏见,正式与互联网四大巨头缔结“姻亲”。多位业内人士都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如果合作成功,建行+阿里、工行+京东、农行+百度、中行+腾讯四对“佳偶”就不只是一段大而无用的行业佳话,而会开启中国银行业崭新的时代。

  在近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举办的第四届金融科技外滩峰会上,上海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会长万建华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金融科技公司与传统金融机构并不是简单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相反存在着很大的合作共赢空间,“金融科技的发展不是颠覆传统金融的过程,而是传统机构融合、吸收、推进金融技术革新的进程。”

  “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7月14日至15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作出上述表示。“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系首次提出。

  地方债是近几年来引发广泛关注的问题。加强顶层设计,规范地方政府举债,严防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发生,既是深化财税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之一。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究竟如何?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5.3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0.5%,相较2015年有所下降,并未触及国际通行的警戒标准。多位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均表示,我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可控,局部地区存在风险。

  统计显示,一些“经济大省”同时也是“负债大省”。截至2015 年年底,江苏省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高达10954 亿元,高居榜首,成为首个破万亿的省份;山东、浙江、广东、辽宁和贵州债务水平已超过8000 亿元。

  此外,贵州和辽宁两省的债务率甚至已经超过180%。内蒙古、云南、浙江、湖南、陕西、福建等身份债务率紧随其后,超过了100% 债务率“红线”。

  需警惕的是,尽管政策一直在“开正门、堵后门”,但有些地方在财政“吃紧”,特别是“保增长”压力增大的情况下,违法违规举债出现了不少“新变种”,地方融资平台仍有后遗症,隐性的债务还在蔓延,这增加了财政金融风险隐患。

  要回答这一问题并不容易,据中国人民大学相关课题组的研究,目前全国工业部门中“僵尸企业”数量约占工业企业总数的7.51%。分所有制进行统计,国有和集体企业中“僵尸企业”的比例最高。

  “僵尸企业”的存在不仅会使其所在行业供求关系进一步失衡,导致产品价格下跌,进而拖累整个行业,另一方面,“僵尸企业”高企的负债率也会占据社会大量的金融资源,并推升金融风险概率的上升。

  因此,处置“僵尸企业”不仅为视为“去产能”的关键,也被认为是“降杠杆”的重要抓手,而“国有企业高杠杆”正是当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时面临的一只“灰犀牛”。

  出清“僵尸企业”势在必行,从中央到地方,一场处置“僵尸企业”的战役已经打响,但其过程却难言轻松。

  处置过程不仅面临着人员安置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些“僵尸企业”已与地方政府形成“合谋”,甚至形成对地方政府的“绑架”。扭曲的政绩观、对处置“僵尸企业”“不良后果”的担心,种种因素造成部分地方政府的处置动力仍然不足。

  8月31日,新华社首次全文发布习总书记6月23日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在讲话中,习总书记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最关注的工作之一就是贫困人口脱贫。每到一个地方调研,我都要到贫困村和贫困户了解情况,有时还专门到贫困县调研。” 总书记说,全国的11个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我都走到了”。

  总书记在讲话中介绍了脱贫攻坚战目前取得的成绩: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1000万人,累计脱贫5500多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下降5.7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

  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两次提到湖南省湘西州。他说:“2013年我到过的湖南湘西州十八洞村,3年多时间摘掉了贫穷帽子,实现了全部脱贫,当年的40个光棍已有一半成了家,而且新娘都是外村人。”

  座谈会上,总书记对湖南针对湘西州深度贫困问题统筹推进产业、就业、易地搬迁、生态补偿、教育、社会保障等“十项工程”,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作为出席座谈会的五位市州党委书记之一,湘西州委书记叶红专就湘西精准扶贫工作情况向总书记作了汇报。

  8月27日,叶红专书记接受《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采访时依然非常激动,“习总书记非常关注湘西脱贫,特别是对十八洞村发展乡村旅游、农家乐、贫困群众增收、大龄青年脱单等情况十分关心,在总结讲话时对我州实施精准扶贫脱贫‘十项工程’和十八洞村整村脱贫成效给予了肯定。”

  8月下旬,记者在湘西州采访期间,各级领导和各族群众都满怀深情地向记者讲述习总书记与十八洞村的扶贫脱贫故事。

  “我正式提出‘精准扶贫’就是在十八洞村,前几天中央电视台报道的十八洞村脱贫进展情况,我都看了。”习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时亲切地说。

  2013年11月3日,习总书记亲临十八洞村考察,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

  几年来,精准扶贫战略在我国脱贫攻坚、决胜小康的伟大事业中焕发出磅礴力量,结出了丰硕成果。

  作为精准扶贫的首倡之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称“湘西”)的“首创之为”也在吸引着外界的关注。2013年以来,湘西扶贫工作“点、线、面”上均取得重要成绩,其中,点上探索精彩纷呈,总书记亲临视察的十八洞村,人均纯收入达8313元,成为湖南省第一批脱贫摘帽的贫困村之一;线上发力聚焦精准,纵深推进以发展生产、乡村旅游、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发展、医疗救助帮扶、生态补偿、社会保障兜底、基础设施配套、公共服务保障为主线的精准扶贫“十项工程”,取得明显进展;面上发展统筹兼顾,把加快发展作为“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2013年以来,全州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35万人实现脱贫、275个贫困村退出。

  深藏于武陵山区的十八洞村在怎样的因缘际会中成为我国精准扶贫的首倡之地?其扶贫工作又为何让总书记念兹在兹、夙夜牵挂?

  9月14日,作为国内三大比特币交易所之一的“比特币中国”宣布即日起停止新用户注册,并将于9月30日停止所有交易业务。消息发出后,比特币价格跌破两万元。此前,包括比特币在内的多种虚拟货币的价格经历集体下挫,其原因便是9月4日监管层重拳整治ICO。

  在国内,ICO从极客圈子里的小众名词,到刀口舔血的投机品,再到街知巷闻的非法勾当,一共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大量区块链初创公司前赴后继抛出ICO这枝融资的橄榄枝,以一份份类比“招股说明书”的白皮书吸引着投资者入场。一直以来,小圈子里就流传着围绕它的争议,反对者称之为“反常和不可持续的凯恩斯选美大赛(指建立在对大众心理猜测上的投机行为)”,追随者则冠之以“颠覆性融资方式”的头衔。

  9月4日,七部委联手重拳出击,将ICO明确定性为“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发行证券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一夜之间,上百万市场参与者丢盔弃甲,纷纷溃逃。

  其中有指望手中代币再造比特币暴富传奇的韭菜小白,有野心勃勃成为下一个BAT级别公司的区块链创业者,也有浑水摸鱼以“创新”为名设下融资骗局的金融诈骗犯。

  这其实是一场事先已有征兆的大整顿。从8月底开始到9月初,多家媒体就不约而同地开始“吹风”。面对监管将至的传闻和风声,ICO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惊心动魄的一周:虚拟货币连日上演“瀑布”式滑铁卢,地方政府连夜叫停区块链集会,监管机构对属地项目紧急排雷,数一数二的代投平台接连暂停交易,行业大V纷纷抢过话筒呼吁监管以求自保……但直到央行正式发布监管令以前,贪婪和侥幸心理依然将多数人困在这个危险的游戏里。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此前曾去硅谷采访,在这个全世界最富骑士精神的科技乌托邦中,ICO作为一种融资方式其实已经存在5年以上的历史,大体和监管彼此相安无事。但近半年,美国证监会开始留意到个中风险,陆续出台政策“敲打”。而这半年也正是滚烫的中国资本集中涌入的窗口期。

  在巨大收益的引诱下,国内某些近乎丧失理智的投机资金终于成为ICO“毒丸”。大量利用人性弱点的融资骗术让国内监管层无法坐视不管。据媒体援引央行人士线%的ICO项目涉嫌非法集资和主观故意诈骗,真正募集资金用作项目投资的ICO不足1%。这个比例判断解释了监管层痛下杀手的原因。

  “带血”的ICO最终以惨烈方式“硬着陆”,监管大棒下会不会有幸存者?这场末路疯狂将会往何处去?披着科技马甲,那些漏洞百出的项目白皮书又是怎么演绎一个个泡沫骗局的?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璐晶 李永华 刘照普 北京、江西、湖南、江苏、贵州报道

  从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做出的一系列重要论断,足以看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污染防治”也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并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

  正如环境保护部部长李干杰所言,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又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新目标和新部署。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从一组数据中可见一斑:过去五年,我国森林覆盖率持续提高,从2012年的21.38%上升至2016年的22.3%;2016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PM2.5平均浓度与2013年相比都下降了30%以上;“水十条”实施以来,地表水Ⅰ~Ⅲ类断面比例从6%提升至67.8%,劣Ⅴ类断面比例从9.7%下降至8.6%……

  李干杰用五个“前所未有”形容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取得的成就:思想认识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制度出台频度之密前所未有、监管执法尺度之严前所未有、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在众多环境数据持续向好的背后,过去五年,一项生态文明体制机制的重大改革举措——中央环保督察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2016年1月中央环保督察在河北省开展试点以来,2016年到2017年的两年间,中央环保督察已完成对全国31省份的全覆盖,问责人数超过1.7万。对于中央环保督察的效果,李干杰用“百姓点赞、中央肯定、地方支持、解决问题”加以概括。

  中央环保督察何以显现如此威力?被督察的地区在督察组离开后的整改情况如何?是否存在“督察组走了,污染又回来了”的情况?地方政府与企业如何在环保与发展之间取得双赢?《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带你到各地看一看。

  从今年8月以来,人们惊异于茅台酒价与股价的比翼双飞,其表现尽可以归结为一个字:牛。8月14 日,贵州茅台股价盘中突破500 元,成为A 股首只股价突破500 元的股票;10月26日,凭借三季报近200亿元净利的利好,其股价开盘即突破600元。与此同时,茅台酒自8月初也开启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从限价每瓶1299元的飞天茅台在直营专卖店每天只出售18 瓶到如今几近“无酒可卖”。从直营专卖店到资本市场,在一实一虚两个舞台上,茅台都爆发出冲天的“牛”劲。

  茅台为什么这么“牛”?其背后蕴含着消费加快转型升级和高端消费群体显著增加的内在逻辑。从2014年到2016年,消费已经连续3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有多年研究茅台酒文化的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说,这次茅台被卖到断货的主要原因还是大众消费能力的爆发。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胡巍 刘照普 李永华 北京、南京、合肥、长沙报道

  2017年,各地楼市调控政策密集出台,十九大报告中则再次重申了“房住不炒”的定位。

  一方面,各地政府楼市调控不断念出“限字诀”,一些地区甚至进入了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商的“五限”时代;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大力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始终保持高压严惩的态势。

  从10月中旬开始,“史无前例”“楼市风暴来临”,这样的字眼便出现在一些城市的本地论坛中,人们讨论的是10月16日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在官网上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商品房销售价格行为联合检查的通知》(下称《通知》)。

  这场贯穿11月的“楼市体检”直指捂盘惜售、炒卖房号等市场乱象,而其之所以被一些业内人士称为“史无前例”,除了针对15座热点城市首次祭出“交叉检查”的方式外,另一个原因便是力度空前,有接受检查的主体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直言,此次检查“查得非常细、非常严、非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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